美國前總統老布什、英國內閣國際貿易大臣加尼爾、歐洲議會議員……以三週前好萊塢電影製作大腕韋恩斯坦被爆性醜聞為開端，全世界輿論接連被性騷擾話題攻陷，上述“身份顯赫”的政治人物如今皆醜聞纏身，更不用說，針對娛樂圈、科技界、金融界人士的性騷擾指控，連日來已數不勝數。 10月30日，又有4名女性向美媒揭露韋恩斯坦的醜行，他的“事蹟”已可以追溯至上世紀70年代。相關事件還在持續被曝光，社交媒體上披露性騷擾經歷的“我也是”運動正如火如荼進行，對性騷擾的關注還將蔓延。當今，女性的自我保護意識不斷加強，多數國家的相關法律日臻完善，為何性騷擾現象仍如此普遍？這背後，或許不僅僅是“性”和“性別”的問題。
性騷擾，各國的“紅線”是什麼
“我覺得身為女性挺慘的，性騷擾這件事好像從學生時代開始就如影隨形。”28歲的日本白領高橋（化名）對《環球時報》記者說。高橋在研究生時期有一次與導師一起去外地參加學術會議。晚上10時左右，導師突然給她打電話，讓她到他房間去修改材料。雖然高橋在敲門前腦海裡閃過一絲警惕，但這一念頭最後還是被“導師怎麼可能是那種人”的想法打消了。然而還是發生了，平時一本正經的導師竟拉著高橋的雙手，在她耳邊說些莫名其妙的話。高橋很想把導師推開，可又怕因此得罪導師影響畢業，索性他沒有再進一步的過分舉動，高橋也就半推半就了。
好不容易擺脫了學生時代的惡魔，進入職場的高橋又遇到了“奇葩上司”。 “日本有種說法叫‘權力騷擾’，我覺得這算是性騷擾的一個分支。”高橋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下班一起去居酒屋喝酒是日本公司的文化，不去就會被排擠。可是每次她的直屬上司都不知是真醉還是裝醉，摟住高橋的腰，拼命讓她喝酒。其他同事礙於上司的“權力”，不敢說話，反而跟高橋說“別計較，他是真喝多了”。
通常而言，日本的性騷擾被分為“迷惑”和“猥褻”。前者一般是指非對方意願的身體接觸、讓對方不適的性挑逗及性刺激的語言等；後者是程度較深的對特定對象的多次騷擾、深度觸及對方身體敏感部位等，被定義為“猥褻”。
上述採訪對象高橋敘述的經歷，對於多數國家的人來說並不陌生。相關調查顯示，美國、日本、德國、印度受到過性騷擾的女性比例均在30%至40%左右，其中大部分為“職場性騷擾”。
背負“強姦大國”名聲的印度，其實與其他國家一樣，有著健全的關於性騷擾的法律規定。比如，在公共場合對女性唱色情歌曲、說色情話語可分別被判3個月和3年監禁，對女性做出對方不願意的身體接觸也可能面臨3年監禁。印度2013年還頒布了旨在保護職業女性的法律，規定在印度成立的公司只要有10名以上員工，就要設立內部投訴委員會，專門負責處理職場性騷擾的問題，並由公司里女性高層管理人員擔任委員會負責人。
各國對性騷擾的定義差不多都如日本、印度一樣，指的是與性相關的讓對方抗拒的身體接觸和挑逗，或者是色情內容展示、帶有性暗示的行為和言語等。只不過每個國家具體對於性騷擾的“嚴格”程度，或許有細微的差別。德國社會學者斯凡尼亞·沃爾勒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在德國，“直勾勾的凝視”也可被認為是性騷擾；而美國政府負責執行性騷擾控訴的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將關於性騷擾的定義擴大到跟性別有關的騷擾，比如對於女性群體的攻擊性評論。另外，騷擾者和受害者可以是任何性別。
聯合國的工作人員來自世界各地，每個國家的文化傳統不同。聯合國記者協會曾提醒各國記者，如下情況可被視為性騷擾：稱呼成年女性同事為“寶貝兒”“親愛的”等語言；與異性同事講“葷段子”；對異性故意發出親嘴的聲音；散佈或傳播異性的性歷史；向異性贈送個人生活用品等等。
為何有這麼多受害者？
《環球時報》記者走訪過一些印度公司，常常看到這樣的景象：偌大的辦公室，十幾名男性中最多坐著一名女士，負責聯絡、內勤等行政工作。近年來，印度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斷提高，就業率卻逐年下降，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性騷擾。有印媒評論說，印度女性找到工作可能就是“噩夢的開始”。
印度國家律師協會今年早些時候的一項調查發現，6000多受訪者中表示曾在職場受過性騷擾的人有38%，且其中69%選擇沉默。印度女性在婚嫁前，交過男朋友都可能被認為是“污點”，公開宣稱自己被性騷擾，可能不但得不到實質的幫助，反而壞了自己的名聲，這種代價是大部分女性無法承受的。
保守的性別觀成為印度性騷擾頻發的原因之一。在印度一些地區，女性仍被視為如“財物”一般的存在。 《環球時報》記者聽朋友說起過，她的好朋友學至法律博士卻從未工作一天，在家中相夫教子，不能使用洗衣機，必須手洗衣服；不得獨自外出。
這一成問題的性別觀不僅在印度、日本這類眾所周知的“大男子主義”國家中存在，美國也有。 《時代》周刊認為，性騷擾醜聞頻發的美國福克斯廣播公司（福克斯新聞前董事長羅傑·艾爾斯、高收視率節目主持人奧萊利、福克斯體育全國電視網總裁霍洛維茨最近一年接連因此被炒）將女記者定位為具有吸引力的“尤物”，因為這裡的女員工幾乎是清一色的苗條女性。一名女員工曾抱怨，她們很容易被當成“金發碧眼的女道具”。 《時代》周刊稱，評判女性應基於其職場表現而非外表。有研究人員早就注意到，性攻擊者通常表現出對傳統性別角色的迷戀，這一情況同樣適用於性騷擾者，他們都將女性視為“次等”性別客體。此外，仇視男女平等、反對“政治正確”的文化，有可能催生猖獗的性騷擾行為，並使舉報變得困難。
有分析認為，性騷擾問題的核心不在“性”或者“性別”，而是“權力”，也有女上司對男下屬性騷擾的案例。美國《赫芬郵報》稱，對於為何眾多女性受到性騷擾卻讓加害者逍遙法外，韋恩斯坦公司一名據稱受到這名好萊塢大人物性騷擾的僱員的解釋令人印象深刻：“權力對比下，我是0，韋恩斯坦是10。”文章說，美國男女權力的差別已達到“極端”：男性在美國國會佔81%的議席；在《財富》500強企業裡僅有32名首席執行官是女性；雖然女性在教師和校長中佔大多數，但在全美約1.4萬個學區中，女性擔任學區督導的不到1/4。
有數據顯示，全球女議員的比例約23%，其中日本女議員佔比10%左右，印度為12%，德國今年9月大選後，女議員佔31%，比上一屆下降6%。在職場，全球約1/4的企業高管職位由女性佔據。日本智庫今年的數據顯示，僅6.9%的日本女性從事管理崗位，49.2%的企業中沒有女性管理者。
《赫芬郵報》說，掌握“權力”的男性擁有更多散佈其文化和政治世界觀的平台。比如這幾天剛被爆出性騷擾並羞辱女同事的美國政治記者馬克·哈珀林，他最近還在電視上談論針對美國政治人物的性騷擾指控話題。 “如果是這樣的人談論其他被指控涉嫌性犯罪的人，女性不為說出來感到害怕嗎？”這家美媒質問道。
懲罰，多嚴厲才夠？
在很多人眼裡，日本是一個性開放程度很高的國家，“痴漢多”“性騷擾多”幾乎成為這個國家的“污點”。事實上，日本對性騷擾的處罰力度很大。當警方確認性騷擾報案後，首先會對嫌疑人進行拘留。嫌疑人可聘請律師，一般需要自證清白。如果無法自證清白，並且不能與受害者達成和解，將受嚴懲。 “迷惑”可被判處半年監禁或50萬日元罰款，屢犯者加倍處罰；“猥褻”的刑期則是6個月至10年。日本女性很多時候不會為金錢等因素和解，所以違法者一般會受最高刑罰。針對性騷擾高達90%的起訴率，讓很多日本男性身敗名裂，此類新聞在日本媒體上屢見不鮮。
為了避嫌，有些日本男性在早晚交通高峰時會提前準備好報紙。上車後如果無法抓住吊環又靠近女性，便一手提公文包一手拿報紙，以表示自己的雙手無法幹“其他事”。在職場上，有些日本男性為避免惹麻煩，對自身言行要求達到近乎神經質的程度。某日企中華區高管本田（化名）對《環球時報》說：“我在網上認真學習過’容易引起性騷擾嫌疑’的案例，其中有’不能碰女員工頭髮”不能把手搭在肩膀上’以及’不能說你今天的襪子真好看’這種疑似帶有性暗示的話。有時看到女員工捂著肚子趴在辦公桌上，好像是生理期，想要關心一下也要注意，說出’生理期’這三個字可能面臨性騷擾指控。不能問’你喜歡什麼樣的男生”有沒有男朋友’，任何可能引發女性不適的敏感話題，都不能聊。”本田平時不跟女員工單獨共處一室，不得已的情況下會開著門；不給女祕書遞材料，免得不小心碰到她的手，一般放在桌子上讓她自己拿。
已工作幾十年的本田開玩笑說：“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惹上性騷擾。”他表示，一旦被告發就“完蛋了”。 “即使有空口無憑的情況，但遇到這種事公司更傾向站在女員工這一邊。不管有沒有證據都會先成立調查組，經過問詢、找證據證人等一系列流程，事情就鬧大了。最後沒人關心事情真相，但男上司會因此被扣上’性騷擾’的帽子。”
日本女白領高橋對《環球時報》記者說，本田提到的言行確實涉嫌性騷擾，但一般來說，女員工不會上綱上線，“我們會根據平時接觸來判斷上司的人品，如果是品行不錯的人偶爾碰到手，可能就是不小心”。
性騷擾指控對於日本政客同樣致命。國會議員被爆出入風月場所可能只受到道德指責，但一旦涉及性騷擾，就會被窮追猛打，影響全黨聲譽。因此，各個政黨都以寧可信其有的態度採取緊急措施應對。 10月26日發行的日本《周刊文春》披露，新當選議員的立憲民主黨青山雅幸被其女祕書起訴性騷擾，當天，這個在剛結束的日本眾議院選舉中成為第一大在野黨的政黨就召開高層會議，無限期停止青山的黨員資格。
與日本情況很像，美國雖然性騷擾事件頻發，但實際上該國法律和社會對此問題監管很嚴。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美國有全世界公認最嚴格的性騷擾法律，比如法庭判給“職場性騷擾”受害者的賠償可包括：過去損失的薪資、福利、保險、假期、退休金、未來的薪資（勝訴使受害者有權復職，但如果不能複位，則可以換算成金錢補償）、心理傷害補償及訴訟律師費等。 2012年，在一起醫生助理控告醫生性騷擾的案例中，陪審團判決受害者應得1.68億美元補償。這應該是美國個人原告性騷擾訴訟的最大判例之一。
在如今張口閉口是“政治正確”的美國，涉及性別平等的性騷擾也離不開有關“政治正確”的討論。美國經濟教育基金會網站曾刊文說，“政治正確的荒謬性已達到新高度”。美國學生瓦赫爾本在一次測試中回答“你的實驗室指導員叫什麼名字”時，他想不起來，於是按測試的建議寫下第一個出現在腦海中的女孩名字“薩拉·傑克遜”。不知道瓦赫爾本是否知道，“薩拉·傑克遜”是一名色情模特的名字。他的答案被學校教授及實驗室女指導員認為是“性騷擾”。
美國《紐約郵報》說，肯塔基州3名共和黨參議員曾要求廢除州議員接受避免性騷擾培訓的法律，因為“這無非是在練習政治正確”。
來源：環球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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