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島綜合報道】本國大學留學生人數結構出現重大改變，向來是「大戶」之一的中國留學生，近年急跌4成，但來自印度的留學生人數則增加逾倍，尤以卑詩省情況最為明顯。
卑詩大學（UBC）早於2013年推出了Vantage書院計劃，旨在為英語水平本來未能達到入學要求的新生，提供額外英語培訓課程，以及由著名建築師設計的海景宿舍。
這項計劃的學費為每年6萬元，較一般國際學生的4.2萬至5.8萬元為高。本國生學費為6千至9千元。
校方當時預計，到2016年，該計劃將每年收取1,000名國際留學生，但至2018年最高位，也只收取到498名，及至今年，更跌至僅172名。
該項計劃遇到的困境，反映了利潤豐厚的國際教育產業發展難以預測，大學收取留學生受到地緣政治和經濟的變化影響。自2018年以來，本國發給中國留學生的學生簽證大幅下降了4成，由8.5萬人降至去年的5.2萬人；相反，印度留學生的簽證數量則翻了超過一倍，由10.7萬躍升至22.6萬。在卑詩省，升幅更達6倍，由2015年約1.2萬急增至去年的7.5萬。
這兩個人口大國的留學生，合共佔了去年近55萬個學生簽證超過一半。
聯邦政府指，國際學生在2022年為本國經濟注入了220億元，較汽車製造業或林木業的出口額還要高。
在2019年，有關產業為卑詩省帶來了3.3億元收入，創造了超過5.3萬個就業機會。
卑詩國際教育協會（BCCIE ）行政總監馬丁（Randall Martin ）分析，中國留學生人數下跌，始於2018年底發生孟晚舟事件，引發加中關係墮進谷底。「我認為中國媒體將加拿大描繪成一個對中國學生來說並不安全的國家，而人數確實有一點下降。」
國際教育時事周刊《緯度》（Latitudes）作者費雪（Karin Fischer）表示，疫情期間的旅行限制措施，對留學生人數造成了巨大影響，但中國留學生人數並沒有像印度或其他國家那樣在疫後反彈。
她認為，旅費上漲以及中國家庭不願忍受在疫後與孩子長期分離，是造成這現象的因素，而中國不斷惡化的經濟，降低了學生的經濟和找工作能力，負笈海外升學對一些家庭來說是重大的投資，這可能是中國留學生人數未有回復水平的關鍵原因。
由於來自印度的留學生人數有可觀增長，本國整體的國際學生人數仍在上升。然而，加印關係最近急劇惡化，印度政府更向其國民及學生，發出前往加拿大的旅遊警示，令來自該國的留學生人數趨勢也可能蒙上陰影。
有見及此，本國大學正在積極拓展其他國家的留學生來源，例如墨西哥、尼日利亞，越南、巴西和菲律賓等，對象是一些中產階層擴大及年輕人願意前赴海外升學的國家。
圖：加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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