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月下旬卑詩省出現首例新型冠狀病毒病例後，截至目前為止，卑詩省約有2,800確診病例。計算人口比率，卑詩省的感染率是每10萬人中55例，與安省的每10萬人中有226例或魁北克省的641例相比，情況好得很多。
什麼原因使卑詩省在抵抗疫情的表現取得相對成功呢？
麥基爾大學人口與全球衛生學院教授巴克里奇（David Buckeridge）說，時間點是其中一個因素。卑詩省在3月中旬開始放春假，當時疫情進入緊張狀態，渥太華3月18日宣布開始封關，一系列限制措施逐漸上路。魁省則在3月初已經放春假，安省在3月第二個星期開始放假，也就是許多人已經出外旅行，之後陸續回到加拿大，可能就此攜帶病毒入境。
他說：「小事件在疫情初期很重要，因為少數案件很快就會成倍增加。例如在滿地可受重創的地方，首批病患都是從歐洲或美國東海岸旅行而回來後發生的。」
但卑詩省好表現並非純粹靠時機的關係。卑詩省最近發布的數據政府顯示，多數病例來自歐洲、加拿大其他地區和華盛頓州，而不是來自亞洲的旅行者。
卑詩大學人口與公共衛生學院院長伯曼(Peter Berman)說：「由於卑詩省與亞洲的緊密聯繫，所以省府非常迅速地利用了在中國發表病毒的數據和追蹤，並開展了可以在省內實施的檢測方法。在最初規模不大的爆發中時，可以更成功地使用傳統的公共衛生措施進行測試和追踪。」
當然，卑詩省首席衛生官亨利醫生(Bonnie Henry)是有很大功勞的，但女王大學醫學院傳染病科主任埃文斯(Gerald Evans)說：「她只是民眾需要的一名醫療衛生官員的典範。」
伯曼也說，儘管他欣賞她的表現，但亨利醫生不應該得到所有榮譽，因為卑詩省的整體衛生系統很成熟健全，才能支持其抗疫的過程。「她有技術和專業，又有機構和組織的後援力量。」
埃文斯說，像安省衛生系統就非常複雜而且是多層的。當他在安省金斯敦的醫院工作時，「我看到所有的法令系統都令人感到震驚、不可思議。它們甚至會有來自總理辦公室、衛生部或長期護理部的要求。」他經常不清楚哪些是要求、哪些是建議以及誰在做什麼。
他說，各省衛生官員的角色和權力也因省而異。卑詩省衛生官員有權以獨立的方式向政府提供建議，可以直接向公眾報告，並可以命令人們在緊急情況下採取預防措施。但並非所有加拿大省份或地方都如此。
伯曼（Berman）說，卑詩省政客會讓亨利醫生施展其工作。「她就是發言人。」埃文斯認為這是好的方向，因為「在世界各地由政客主導醫療對話的地方，都錯得離譜。」
圖：C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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