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島綜合報道】一項新的研究分析顯示，疫情熱點社區實際上就是社會不平等的代名詞。居住在多倫多和皮爾區熱點社區的居民，被種族化的可能性是區內其他社區居民的接近兩倍，從事製造業和公用事業工作的可能性高出4倍，且更有可能滿足低收入的門檻。
據《星報》報道，這項新研究來自大學健康網絡(University Health Network)的加圖索社會醫學中心（Gattuso Centre for Social Medicine）。該中心執行總監博薩里（Andrew Boozary）說，「當我們談到『熱點社區』時，實際上是在談論健康的結構性決定因素。這場疫情暴露了社會不平等和貧窮的根源。這進一步證明，拯救生命的措施需要落實到那些結構性風險最高的社區。」
低收入的種族化人群和必要服務工人所承受的疫情打擊不成比例地高，儘管公眾在過去一年中對此有所耳聞，但加圖索中心的分析精確顯示了，哪些人實際生活在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社區、他們的收入是多少，以及他們以什麼謀生。
該中心的研究人員利用人口普查數據，分析了多倫多13個風險最大的「衝刺策略」社區的人口統計數據，並將其與多倫多其他按郵編前三位劃分的轉發分揀區進行比較，同時亦比較了多倫多和皮爾兩區的熱點社區及這些地區內的所有其他社區。
研究發現，幾乎在所有情況下，風險最高的社區平均而言都有較高比例的種族化人群，亦有較高比例的人士符合低收入標準、在製造和公用事業領域從業或從事貿易、運輸和設備操作工作。
例如，包括珍街夾芬奇大道社區（Jane and Finch）和Black Creek在內的M3N社區，在多倫多和皮爾的所有郵政編碼社區中擁有最多的製造業和公用事業領域從業者，達到低收入門檻的人口比例排名第6，貿易、運輸和設備操作行業的就業人數排名第8，種族化程度排在第10。
大學健康網絡的社會醫學社區與政策經理杜比（Sane Dube）認為，這些數據確實顯示出了差距。 她說，每個人的疫情經歷都不同。那些居住在市中心、年收入超過10萬元的人士，能支付得起雜貨的運費；而那些在雜貨店打工、年入賺3萬元的人經歷明顯不同，他們在整個疫情期間一直需要去上班。
研究報告的合著者羅塞拉（Laura Rosella）指出，每個熱點社區易受疫情影響的原因各有不同，這就是為什麼決策者與社區之間的聯繫非常重要的原因 。單憑數據不能提供解決方案，只有與社區進行對話才能知道解決方案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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