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美國併吞委內瑞拉的意圖和可行性

【吉米言法】2026年1月3日,美軍對委內瑞拉發動軍事行動,活捉其總統馬杜羅(Maduro)及其妻子,並將其押送至美國面對聯邦指控。此行動遭致美國國內多方批評。批評者認為這一「綁架」行動違反《聯合國憲章》;由於沒有讓國家情報總監加巴德Gabbard知情,所以缺乏事前明確的軍事計畫;特朗普僅僅依靠「拍腦門」的即興決策與口頭威脅行事。

但筆者認為川普的行動可被視為長期醞釀、處心積慮的策略。

早在2017年,他便開始討論對馬杜羅政權的軍事選項,並持續透過經濟制裁、外交施壓與情報行動布局,顯示其對政權更迭有長遠規劃。

根據2017年8月11日,美國CNBC記者Jacob Pramuk報道,特朗普在新澤西高爾夫球俱樂部被記者問及委內瑞拉局勢時表示:「我們對委內瑞拉有很多選項,包括在必要情況下採取軍事選項」,並稱這是可以考慮的方案。

不僅如此,特朗普對委內瑞拉的軍事行動,也同他提出的「唐羅主義」(Donroe Doctrine)理念相呼應,即美國宣示其對整個西半球的主導權。可以說特朗普的策略還與美國歷史上19世紀的擴張政策一脈相承,從墨西哥割讓,到夏威夷以及波多黎各領土的取得,都反映了美國長期追求地緣與資源優勢的歷史傳統。所以這場逮捕馬杜羅的軍事行動看似偶發,實則嵌入美國長期國家戰略藍圖之中。

讓我們以同為地處美洲的波多黎各為例,波多黎各原為西班牙殖民地,自1493年被哥倫布發現後,長期由西班牙統治。1898年,美西戰爭爆發後,根據1898年的《巴黎條約》,西班牙將波多黎各割讓給美國,波多黎各自此成為美國的非合併領土(Non-incorporated Territory)。

1900年,美國國會通過《福爾克法案》(Foraker Act)建立了由美國總統任命總督的民事政府,1917年《琼斯法案》賦予居民美國國籍並設立部分民選立法機構,但仍無權選舉美國總統。1952年,波多黎各制定憲法,成為美國的自由聯邦,享有一定自治權。然而自1967年來,波多黎各數次公投希望成為美國的第51州,但是美國國會目前尚未展現出對波多黎各建州的熱情和動力。

根據《聯合國憲章》第2條第4款規定,「會員國在其國際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或以與誠信不符之任何其他方式,侵犯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也就是說在目前聯合國的框架下,儘管美國白宮政府「跨境執法」逮捕了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但是如果美國想要名正言順的控制委內瑞拉,合法的手段就是通過委內瑞拉國內的公投將這個南美洲國家合法併入美國。

委內瑞拉,即委內瑞拉玻利瓦爾共和國(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位於南美洲北部。國土面積約 92萬平方公里,人口約 2,800萬人,官方語言為西班牙語。委內瑞拉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儲量,此外還富含天然氣以及諸多礦產資源。相對照,波多黎各才9千多平方公里,而古巴也只有11萬平方公里的大小。美國如若兵不血刃地吞併委內瑞拉,會直接讓「美利堅帝國」成為僅次於俄羅斯,領土面積超過千萬平方公里的世界第二大國,縱跨南北半球。

如果現在的臨時總統及其政府,以及諾獎得主、反對派領袖如馬查多(Machado)都表現出願意以主權換民主的意願,那委內瑞拉舉行公投決定加入美國作為非合併領土並非不可能。

我們不要高估老百姓對於國家的忠誠,看看加拿大亞省有多少人支持獨立就知道「
有奶便是娘」是人性的一部分(注:加拿大魁省的獨立訴求尚有一定的文化合理性)。

雖然公投會依賴委內瑞拉公民的自主選擇,但是目前歐洲與俄羅斯均深陷俄烏戰爭的泥潭;由於美國主張對格陵蘭島採取軍事措施,北約遭遇真實的解體困境;由於自身經濟以及東亞局勢(包括台海局勢)的原因,以及今年4月還有中美國家領導人的峰會的因素,中國肯定無法單邊制衡美國。在國際法和國際秩序風雨飄渺的當下,各國對於美國霸權能做的大概就剩批評了,大多數的國家只會默許。

而這個吞併計畫接下去就只剩美國與委內瑞拉雙方協議。而根據美國憲法的第四條第三款第二項的規定,「國會有權處置和制定有關美國領土或其他財產的一切必要規則和條例」。而根據美國參議院官網,「憲法規定,條約必須經參議院三分之二出席參議員投票通過,這意味著條約必須克服政治和黨派分歧才能獲得批准」。

根據委內瑞拉現行憲法的規定,臨時或代理總統(Interim President)的任期和條件主要由第233條與第234條規範:當總統因暫時無法履行職務時,執行副總統接任最多 90天,可由國民議會同意再延長 額外90天(共最多約 180天)。若總統被宣告永久缺席,憲法要求在30日內重新舉行總統選舉。

無論是30天,90天,甚至是180天,委內瑞拉國內政治的進展都會在美國中期選舉前交出一份明確的答卷。假設委內瑞拉地以公投方式明確表態願意加入美國,這一公決本身會在美國國內政治造成巨大的議題轉移效果,使得中期選舉不再以特朗普或「艾普斯坦檔案」為聚焦的議題。

要知道美國有著傲人或者說劣跡斑斑的擴張歷史,在1848年簽訂的《瓜達盧佩-伊達爾戈條約》(Treaty of Guadalupe Hidalgo)中,墨西哥割讓了約 136萬平方公里(占其戰前領土的 55%)的土地給了美國,這些土地包括今日的加利福尼亞州、內華達州、猶他州、新墨西哥州、亞利桑那州、大部分科羅拉多州,以及懷俄明州、堪薩斯州和奧克拉荷馬的一部分(參考大英百科全書)。

在美國,並不只有特朗普覬覦委內瑞拉的資源,他只是2026版《美利堅新衣》漫不經心講地著處心積慮「真話」的老國王。 到了今年11月中期選舉時,許多候選人即便不願與川特朗站在同一陣線,他們也不一定會反對這種千載難逢的「擴張」機遇,即雖反對特朗普,但會接納委內瑞拉。

在這種情況下,兩黨候選人可能被迫重新調整論述焦點,例如國家安全、經濟
吸收能力、國會席次分配與憲法程序,而整體輿論可能短期內出現「地緣戰略優先」壓過「個人政治人物爭議」的狀況。

撰文:吉米言 (卑詩公益法律服務社團 Access Pro Bono Society of BC 法律義診服務總管及資訊官)

圖:加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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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加拿大建國之本是甚麼?竟然包括「上帝」?!

(1982年4月17日,女王伊莉莎白二世在渥太華簽署了加拿大人權自由憲章的公告,時任總理老杜魯多在旁見證。 )

【吉米言法】筆者在2025年8月底參加了一場關於宗教自由的研討活動。研討活動讓人想到了《加拿大人權自由憲章》的前言(Preamble):「加拿大是建立在上帝至上並且法治的基礎之上 」。

法治(Rule of Law)的原則我們幾乎經常聊到,即一切權力受法律制約。但是關於上帝至上(Supremacy of God)又是什麼意思呢?

聖誕到來之際,讓我們不妨遐思邇想上帝同個人權利以及自由的關係。

偶爾大家會聽到有一種說法,就是《加拿大人權自由憲章》中的「上帝至上」,是泛指所有宗教裡面的神,以示加拿大對宗教自由的尊重。當然這或許是一種符合當代普世價值的詮釋,但是它其實顛倒了因果關係。

加拿大的《人權自由憲章》雖是在1982年簽署生效,但是畢竟加拿大建國於十九世紀中葉,略懂加拿大歷史常識的讀者就很容易明白,這裡的上帝顯然是指基督教中的上帝。

有了上帝,君權神授就有了明確的基礎和保障。而基督教的上帝自啓蒙運動開始就不再是迷信膜拜的對象,而是與大自然一統的上帝。完成這個「天神合一」工作的正是荷蘭的17世紀的哲人斯賓諾莎(Spinoza)。

斯賓諾莎的一大貢獻就是憑藉嚴格的公理、定理、引理、命題、推論幾何學概念,在倫理哲學領域運用並發展了數學的秩序。而整個斯賓諾莎《倫理學》體系的核心公理就是和自然一統的上帝。如果兩者不能統一,上帝很容易根據人的好惡會變成自己想像的模樣。

如《斯賓諾莎倫理學導論》的作者內德勒(Nadler)所述:「在斯賓諾莎看來,傳統的 [ 啟蒙運動前舊式的 ] 上帝觀念只會導致迷信,而不是啟蒙」。

內德勒總結道:「斯賓諾莎將神聖歸於自然…… 減少上帝傳統觀念所帶來的迷信信仰的力量,發現和體驗上帝的關鍵是哲學和科學,而不是宗教敬畏和敬拜」。

當我們覺得人定勝天,開始失去對自然的敬畏,我們其實就走在了反智愚昧道路上。

領導人被視為國家意志的化身,其言行便被理解為整體共同體的選擇與體現。在這種情境裡,所謂「錯誤」就變成了國家歷史進程中必然的抉擇與經驗。換言之,當領導人代表國家意志時,他的行為往往會被描述為「不會錯」,比方「特朗普每件事都是正確的」(Trump Was Right About Everything)

縱觀歷史,這種領導人永遠正確或者政黨偉大、光榮、正確的理念都導致了極權統治下災難性的後果。正因為人民和制度沒有檢視與制衡的空間,錯誤不但沒有被糾正,還被放大,最終造成了人類歷史上一次又一次的浩劫。

但是有了上帝和自然的統一,人就不得不學會謙卑,包括君主在內的所有人才能在自然面前收斂起自己的狂妄,自大以及傲慢。

將「上帝至上」納入憲章前言,從結構上產生了人人平等的前提。基督教上帝和自然的一統,又迫使所有人要使用科學的態度來面對並解決自身的問題。

這是一種防範反智愚昧的機制,確保始終走在開啟民智的道路上。有了啟蒙的人民才會有進步的社區,社會,政治以及政府,才能談得上對基本權利以及基本自由的保護。

《人權自由憲章》第二條,加拿大「人人享有下列基本自由:(a) 良心和宗教自由;(b) 思想、信念、見解和言論自由,包括新聞和其他傳播媒介的自由;(c) 和平集會的自由;以及(d) 結社自由」,才不會是一紙空談。

不僅如此,政教分離下法治都是關乎於人的法律,目前加拿大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均為加拿大總督(君主代表)缺席時,代替總督擔任「加拿大政府管理者」的候選人,展示了君主在司法權上強有力的聯結。

由於法治的權威來自於君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成為現實。而「加拿大建立在上帝至上並且法治的基礎之上」這句前言通過君權,通過邏輯關係上的「並且」形成了一個三邊的三角結構。

根據三角形的剛性屬性(Triangle Rigidity),即在外力作用下形狀不會改變的結構,三角形只要三條邊長固定,其形狀具有唯一性;在力學上,三角形受任何外力都會同時傳導到三條邊,形成力的平衡,是唯一天然剛性的多邊形。

因此君主,上帝以及法治不僅是權利和自由的起點,更是他們的支點,而由於其獨特的剛性結構,保障了加拿大的國泰民安,長治久安。

撰文:吉米言 (卑詩公益法律服務社團 Access Pro Bono Society of BC 法律義診服務總管及資訊官)

圖:加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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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法律義診活動又來了 律師透過公益服務回饋社會

【吉米言法】本文以《加拿大律師雜誌》的「加拿大法律收入」(Canadian Legal Salaries)為基礎上,從新的數據源來展望加拿大法律費用在2025年的走向。同時也鼓勵民眾可使用一年一度的免費的法律義診服務。

談到律師收費,我們可能不會看到律師在小時收費(Billable hourly rate)數字上的下調,但是可以緩慢地觀察到固定法律收費(Fixed fee)服務以多元的方式在多個法律領域內出現。整體上法律工作者需要更加積極地走進消費群體,透過參與公共法律服務和教育,通過提高自身法律服務的質量來維持更高的收入。

參考「加拿大法律收入」一文,由於「通貨膨脹上升、生活成本增加和員工期望不斷變化的推動下,…97%的招募經理預計 2025 年會加薪,86%的招募經理擔心員工保留,因此有競爭力的薪資對於吸引和留住頂尖人才至關重要。強調這些擔憂的調查結果是,40% 的法律專業人士願意離開目前職位以獲取更高的薪酬」。

不僅如此,隨著雇主將薪酬與績效和市場需求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這些措施可能會導致薪資波動更大。64% 的事務所計劃在 2024 年增加費用,以滿足不斷增長的薪資需求。儘管如此,許多員工仍然對他們的薪酬不滿意。令人震驚的是,93% 的受訪專業人士表示,只要加薪 10%,他們就會離開目前的職位,這預示著在招募問題上,會有一場完美風暴。

羊毛出在羊身上,當律師事務所的費用以及法律工作人員的薪資在增加時,這些成本必然會被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在整體2025年加拿大經濟遠景不光明的前提下,律師事務所一方面希望增加收入,爾消費者卻捉襟見肘,必然會使得法律領域增加人工智能的使用,提高整體的工作效率,控制並減低人力的成本。如「加拿大法律收入」所述,在當前法律市場上能夠獲得最高溢價的技能被認定為:「領導與管理經驗;合規與風險管理;人工智慧和自動化;研究和資訊分析;數據分析」。

卑詩省有8,727個律所,近1萬4千名的律師,人均359人每名律師。平均數字上僅次於安省的311人每名律師。

根據《加拿大律師雜誌》「下一代律師」的調研報告,超過半數的初級職員表示居家工作提高了自己的工作效率,爾只有15%的的資深領導包括合夥人表示贊同,接近半數的資深人員包括合夥人則表示居家工作降低了工作效率。這樣的結果並不旅人吃驚,因為合夥人相當重要的工作就是招攬生意,如果都不出門,沒有交際,躺平了談什麼呼風喚雨。相反普通的工作人員,初級律師可以通過居家工作,節省旅途時間,更好的兼顧家庭和自己被分配到的工作。

雖然律師整體對漲薪的期待很高,同時市場上單幹的法律工作者也會根據市場對收費有所調整,從而平衡法律費用的增長幅度。

由於整體法律費用在公眾生活開支的佔比並不高,一般的人和公司只知道律師收費昂貴,但是平時除了買賣房屋,只有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產生法律的支出。現在更有人工智能的工具,使得公眾有額外的手段來驗證司法工作者的工作質量。因此法律專業人士開始在遺囑遺產,雇用,房屋租賃,商業合作等領域,努力擴大公購買傳統或新領域的收費法律服務。

加拿大公益法律服務社團(Access Pro Bono)年度的「法律義診馬拉松」(Pro Bono Going Public)活動就是一個很好展現律師積極參與公共法律服務的示範,通過廣泛的社會實踐來補充日常工作中業務單一的不足,從而維持並提高自身法律服務的質量。

2025年的活動分別會在9月12日在素里市的市政廣場(Surrey Civic Plaza)從早上10點至下午2點,以及9月19日在溫哥華市藝術館的北廣場(Vancouver Art Gallery North Plaza)從早上到下午4點舉辦。

撰文:吉米言 (卑詩公益法律服務社團 Access Pro Bono Society of BC 法律義診服務總管及資訊官)

圖:C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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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美國黨成立了 馬斯克能成功擊敗特朗普嗎?

【吉米言法】在美國249年國慶後的7月5日,科技巨頭馬斯克(Elon Musk)宣佈成立「美國黨」(The American Party)。馬斯克表示,該黨致力於推動高效政府、捍衛言論自由、促進科技發展與經濟繁榮。

美國政治雖長期受兩黨主導,但歷史上及當前仍有多個第三勢力政黨在特定時期或議題上發揮過重要影響。如今「美國黨」的創立,的確可能成功影響未來美國聯邦選舉的結果。

美國歷史上,曾有多個在聯邦層面產生過重要影響的政黨,除了現今的民主黨與共和黨之外,早期的聯邦黨(Federalist Party)與民主共和黨(Democratic-Republican Party)在建國初期主導政治,隨後出現的輝格黨(Whig Party)在19世紀中期曾出產數位總統。而1892年至1909年的人民黨(People’s Party)或1901年至1972年的美國社會黨(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也在歷史上展現過第三勢力在美國政治發展中的階段性力量。

目前除了象驢兩黨之外,在美國聯邦層面具有一定影響力的政黨還包括「自由意志黨」(Libertarian Party)與「綠黨」(Green Party)。

自由意志黨主張縮小政府規模、保障個人自由與市場經濟,長期在總統選舉中維持一定票源,是美國第三大政黨;綠黨則聚焦於環境保護、社會正義與反戰立場,吸引部分進步派選民支持。

美國國會眾議員J. Amash 2020年從共和黨獨立,然後轉投自由意志黨,方才成為首位「自由意志黨」的國會眾議員。這些第三黨的成員主要還是在其所在州的議題上,在選舉中扮演制衡兩黨的重要角色。

1992年,美國企業家佩羅(Ross Perot)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加總統大選,主打財政政策、削減國債與反貿易赤字等議題,成功吸引大量對兩黨不滿的選民。他最終獲得約19%的普選支持率,拉下老布什總統的連任競選,幫助民主黨的克林頓登上了總統寶座。

4 年後的1996年,佩羅更以「改革黨」(Reform Party)候選人身分再次參選,雖然得票率下降至約8%,但他成功將改革黨推上國家政治舞台,獲得聯邦競選資金並參與總統辯論,又幫助民主黨的克林頓總統成功連任。雖然「改革黨」最終曲終人散,但佩羅以及他的第三黨成功地證明了,在特殊議題與政治氣氛下,非傳統候選人能對美國總統選舉產生實質的影響。

美國聯邦層面其實並無統一的政黨登記制度,政黨的資格與登記主要由各州選舉機構依據本州法律規定。只有在若干州取得足夠選票、收集一定數量連署、或在全國性民調中滿足一定支持率,滿足一定的門檻,該政黨的候選人才能在聯邦選舉中有望獲得總統選票資格、或參與全國辯論的機會。

聯邦選舉委員會(FEC)負責管理政黨的財務申報與聯邦資金資格,因此,美國政黨制度結合了州與聯邦層面的雙重規範,使新政黨要在全國取得影響力需面對複雜而多層次的制度挑戰。

儘管如此,在特朗普得意洋洋簽署「大而美」(Big and Beautiful Bill)法案生效的第二天,馬斯克成立「美國黨」 ,劍指聯邦選舉(無礙乎2026年的中期選舉以及2028年的美國總統大選),該黨的出現已為美國政壇投下震撼彈。但也正因為這種足以撼動未來選舉結果的動作,也會給馬斯克帶來四伏的危機。

馬斯克, 保重!

撰文:吉米言 (卑詩公益法律服務社團 Access Pro Bono Society of BC 法律義診服務總管及資訊官)